芦苇评论 | 作家的起点

作家的起点

【加拿大】芦苇

（发表于《加拿大商报》“北美文坛”2025年8月8日）

(摄影：芦苇)

巨石阵，一个诠释“时间与存在”的谜阵，它只向世界重复一句话：我是表象。

一个好作家很可能不为自己的时代所认同，但他必定知晓自己身处何种时代，何种位置。

有的作家喜欢描摹山水，夏天的溪流，宋朝的名山，远远近近，皆可成文。也有的作家喜欢钻进虚构人物的皱纹，专门描摹那些叫人笑出眼泪的尴尬时光。文字不会不泄露什么，心灵的颤动，面容的沧桑，嘁嘁喳喳的记忆回声，哪一个字、哪一个标点不是为了点燃阴沉角落里的某种祈望？

那么，活在语言中的作家真的只是置身于语言之中吗？作家的语言背后，究竟有没有依傍着一座山、一堵墙？这座山、这堵墙是所谓的时代吗？还是所谓的笼统之爱？抑或是个人的随心所欲？

何谓时代？时代是一种存在。时代属于每一个人，时代将美、丑、善、恶装在一个砰砰砰叫个不停的、看不见的盒子里，扔在空气中。那些说自己脱离了某个时代的作家，或是谦逊，或是狂妄，总之，都有点不合实情。即便一个作家与时事保持足够远的距离，也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。那些躲在旷野或幽僻之所的作家，即便摸着苔藓吟诗，也离不开他所刻意躲避的时代。时代存在，人才存在。

何谓笼统之爱？几乎可以说出一切的爱。爱是一切。爱像少女的青丝，越长越密，爱细细碎碎，反反复复，喜怒无常。当爱不想驻留的时候，脸色阴晴不定，一不留神，就比兔子跑得还快，刚一定睛，就溜走了。当爱再也不想跑走的时候，就立即化作空气，紧跟着，叫人一刻也不能脱身，通常，凭借这缕空气就可以建起一个家，一间客栈，一寸净土，于是，更多的爱诞生了，心全都敞开着。爱来自暖阳，谁的心窝里没有接收过那道和煦的光？爱是神、佛的馈赠，心灵的乐章。一个作家若不能充分描摹爱，便不能充分描摹时代和世界。

由此可见，正是在时代与爱的注视下，一个人才有机会成为完整的人，一个作家也是如此，而这位真正成为一个“人”的作家就不得不开始面对“人”这一整体性概念所带来的诸多挑战。这就回到了哲学的审视——这个角落幽静、寂寥，与周围的世界既有连接，又有分离。此即哲学。哲学讲求反思，人(类)从过去到现在，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么，人（类）还可能变成其他样子吗？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就是这样，追问本原，追问可能性。为什么有的人是“人”，而有的人却不是“人”？

我记得，以前看过包青天判案故事的连续剧，金超群（饰包青天）和何家劲（饰展昭）等演员简直成了超级存在，他们专为“七侠五义”而生，与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。其中有一集讲狐狸报恩。包拯无意中救过一只狐狸，这只狐狸为了能变成一个人，修炼千年，方得元丹护身。当包拯被恶人下咒、命在旦夕之时，这只狐狸将元丹给了恩人，救下包拯。没了元丹护体，她的千年一梦成空。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，狐狸对自己说，就牺牲自己吧，就这一次，像一个人那样活着。当然啦，善有善报，狐狸的义举最终感动了天上的神仙，她被接到天界，成了永远也不会死的神仙。

瞧，像一个人那样活着！这宣言极有份量。很多人活在世界上，都活得不像一个人，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时，“人”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。做一个人，就有一些符合这一整体性概念的基本规范。比如不要作恶、不要助纣为虐、不要自甘为奴等。
如果一个作家只懂得随心所欲地编织梦境，又或者，他只愿意随心所欲地宣泄苦难、烦忧，那么，他的文字将会枯萎得很快，因为他只守着部分表象。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一切苦难和痛苦都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那无边无际的宇宙，那空寂之中的余音袅袅，没有人告诉我们那些幽远的秘密。空气中藏着一丝丝悲凉，雨滴敲着木窗，弹响一支告别的曲儿，还有那些硕大的露珠儿，划过夏晨青叶的肌肤，落进了大地的怀抱！再看看河水的奔流！它一直都沉浸在惊奇和悸动中，春夏秋冬，狂风暴雨，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它看了个够！它变了，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这河，这年月，都变了。这些秘密背后，是人，是每一个人。

好的文学需要潜入表象，在浮光掠影中搜索一番，再游出来，带来一点什么。
这带来的“一点什么”，即为作家语言所依傍的东西，或者说，这就是作家的“伦理稳固性”。它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与走向。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“伦理稳固性”并不是指他是左派还是右派，他喜欢美国还是喜欢英国，他喜欢拜登还是喜欢川普？——这些只是立场，会随着利益视角的改变而改变。

“伦理稳固性”依傍于作家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的处境的认识。这涉及到两个方面，一是对待存在的态度，二是对待人性完善的态度。这两者归根到底都希望解决这样一些问题：什么样的时代才是更合理的存在？什么样的人才是更完善的人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更值得过的生活？亚里斯多德区分了如何活着的两种情形：仅仅生存着，或者过一种追求觉醒和深思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一旦放弃了哲学思维方式，人便会成为简单的宿命论者，除了虚空，还是虚空，既然时代和历史给予的一切结果都自有源头，自有归宿，那还有什么可说、可做的呢？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和可能性吗？如果亚里斯多德和古希腊哲人听到这样的叹息，准会摇摇头，说：“瞧瞧，你们这代人，仅仅活着而已。”

一个好作家要从这里出发。因为，一个好作家就是依据自身的“伦理稳固性”追求人性完善（可能性）的写作者。如果他只甘愿在各种被许可的框架中进行创作，如果他不敢幻想更高的人类目标，他的创作就只能停留于眼前的表象，而非本质。因为一切本质的东西，都必须源于自由处境下的判断、选择。
 

——写于2025年5月 于安大略省 家中